为什么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要将陪都定在重庆（今渝中半岛）？

重庆是一座山城，位于四川盆地东南，正当嘉陵江与长江汇合之处，交通便利，商业发达，为西南地区的重镇。国民政府作出迁都重庆的决策，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其一，北方战事发展，使迁都洛阳已不可能;

其二，迁都西安距陕甘宁边区过近，并且缺少拱卫之屏障;

其三，四川四面环山，一条大江直抵中原，若挟地势之利，便可抵御日军入侵;

其四，四川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可以支持长期抗战。（关于迁都重庆的原由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国抗战胜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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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重庆为陪都令全文

“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扼控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树抗战之基局，赞国家之大业。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宏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着由行政院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借慰舆情，而彰懋典。”

1937年7月31日，两日之间北平、天津相继失守，但随后日军往山西、山东两方向推进受阻，遂决定开辟华东第二战场，务必一举攻陷中国首都，迫使中国投降。

1937年10月29日淞沪会战失利，国军撤出上海，历时三个多月的这场战争，国军部队伤亡25万余人；上海一失守，首都南京便全部袒露于日军的炮火之下，鉴于此情况，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便开始执行迁都计画了。

蒋介石选择迁都重庆，是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和思量的。1935年，蒋介石带领他的高级将领和德国军事顾问藉追击红军的机会来到四川，但他的另一用心是寻找一个可以长期支撑中华民族对日作战的根据地。当时东北与热河已沦为日本控制，蒋介石很明白，中国薄弱空军的制空权短时间内就会被日本人控制，接着日本陆军将长驱直入，因此武汉不做考虑；而主力为清朝遗留下来的南洋舰队也绝非日本帝国海军的对手，中国海岸线将遭日本封锁，广州也不尽理想。

■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很大的建设核心是围绕广州、重庆、上海而进行的，在1928年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后，蒋介石便着手参考《建国方略》来实行建设，因此重庆在当时，还具有比成都、西安、太原、洛阳更发达的现代工业基础。

■从战略位置上看，重庆，它东面有长江三峡和大巴山作天然屏障，日军地面机械化部队无法进入，海军也无法上溯三峡；它的山地条件能够弥补中国制空权上的缺失：日军若从武汉起飞至重庆，来回直线距离也要二千公里，当时日本还未发展出长程轰炸机，战斗机加挂油箱也飞不到。

■另外由资源来看，四川拥有四千多万人口，占当时中国十分之一，也是北起陕甘、西达青藏、南抵云贵这些还未遭受日军侵染的区域核心位置，物产与天然资源相对丰富。重庆有得天独厚的长江与嘉陵江环绕，可以把整个四川盆地兵源、战争物资、军备，通过水道向重庆汇集，这对当时极度依赖人力运输的条件，是远胜华北几个大城的。

■政治上考量，不论是西安或太原，距离红军根据地延安太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若一面对日抗战，背后却遭红军伏击或分化，将是莫大牵制。而且西南旧军阀势力相对北方来得小，军队掌握度较高。

基于这些主要因素，蒋介石决定未来中国对日作战的核心就在重庆。国民政府的西迁行动，在1937年11月15日秘密发布中央政府西迁指令，自上午开始，先搬重要档案、文件、印信；然后随行人员陆续登船。1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中央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登上「永绥舰」，正式撤离南京，沿长江而上重庆。

11月20日林森到达武汉，脱离日军威胁范围后，中央通讯社才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名义上成为中国战时首都：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剧烈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煨烬，军心仍如金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在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大部分政府机关和军事统帅部仍集中于武汉，华东撤退过来的资源加上武汉原有的轻工业基础，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政、经济的中心。国军于1938年初调集一百余万部队，沿河南、安徽、江西、浙江一线布置防线；日本也于5月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将国内兵源悉数调往武汉战场，目的是消灭国军主力并结束对华战争，本土仅剩下一个近卫师团驻守。10月24日，日军攻陷武汉，中国空军耗损过半，海军在长江上被消灭。

自此，国民政府才算是完全迁移至重庆；蒋介石于1938年12月9日与军事委员会从桂林转赴重庆。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确认重庆为「陪都」，同年11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亦将首都迁往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将重庆定为首都。国民政府迁都后，重庆从一个西南地区的工业城市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但同时，重庆也承担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于地势阻挡，日本陆军无法进入四川盆地，遂改变战略，1938年12月起，日本陆军使用新型伊式重轰炸机对重庆展开为期五年的「战略轰炸」；至1943年8月轰炸战略停止，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死伤约共6.1万人。

一图胜千言。

抛开所有的政治经济因素，一眼看过去，在中国核心区遭到全面入侵时，哪个地理板块易于防守且拥有一定的地缘潜力？

那自然是四川盆地。四塞之地，天府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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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历史上四川盆地从未产生过统一中国的地缘力量，更多时候是作为一个辅助的根据地存在。在正常情况下，大一统的王朝是不会定都重庆或者成都的。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且与外界交通困难，四川盆地无法作为地缘中心辐射整个中国。四川盆地本身的地缘力量又长期游离于中原核心区争斗之外。一是成都富庶（不想出去），二是交通困难（想出去都出不去）。

大一统的王朝一般会定都北方（关中平原的长安或华北平原的北京）。因为古典时期中国核心区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北方。定都北方可以调集整个核心区的资源进行防守。

即使是偏安王朝，一般也不会跑去四川盆地，除非是真的想偏安一隅。历史上偏安王朝一般会选择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南京或者杭州。江南生产力发达，物质条件好，可以凭借长江天险防御北方入侵者。在时机成熟时实施北伐（历史上鲜有北伐成功的例子。成功的有两次，一是朱元璋，一是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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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华夏民族的主要威胁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东北渔猎民族，因此中国核心区的国土防御是南北方向的。一般有两条主要防线（可以有更次级的防线，比如恒山防线）。一是阴山-燕山防线。华夏族强大时可以突进到河西走廊，河套地区，以及下辽河平原。如果一个华夏政权可以同时占据这三个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拉锯区，则可以认为是强势王朝。历史上只有汉、唐、清能够做到。二是江淮防线（守江必守淮）。在北方民族突破第一条防线后，华夏政权可以南迁至长江以南，以淮河流域密集的水网以及长江天险为依托进行防御。一般来说如果南方政权能够同时保有四川盆地、江汉平原（湖北）和江东平原，并成功在长江北岸建立缓冲区，则江淮防线很难被突破。地理上中国南北分界线就是秦岭-淮河一线。但秦岭和淮河并未无缝连接，中间的缺口就是襄阳（这就是为何小说中郭大侠要死守襄阳，还搭上全家性命的原因）。蒙古骑兵始终无法突破江淮防线，只好绕道青海、云贵进入四川盆地，这样可以顺江而下攻击南宋政权。成都陷落后，南宋守军在钓鱼城（今重庆合川区）组织最后的抵抗。由于钓鱼城无法扼守长江（钓鱼城在嘉陵江、涪江、渠江合流处），蒙古军队可以绕过钓鱼城顺江侧击江汉平原。南宋也因丢失四川盆地而最终亡国。

一般来说中国这种分级防御的地理构造和无与伦比的大纵深可以很大程度上保证北方民族无法占领全部核心区。历史上只有两次全面失守（元，清）。前者华夏族迅速组织了反击，而后者则接受汉化，成为最后一个古典王朝。

而在近代，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海洋文明的崛起，中国核心区需要在新的方向上承受压力。这就是东方的海岸线。同样由于中国的三级地理构造，在遭遇全面入侵时，华夏族可以构建三条防线逐级抵抗。理想的情况是守住海岸线，保证国土不遭占领。如第一条防线被突破，则可以沿太行山、大别山和南岭那些山地布设第二条防线。若仍无法防守，则需要退入第二阶地形，以黄河（秦晋大峡谷）、大巴山余脉和武陵山区为依托进行最后的防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核心区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均被入侵者占领。中国在古典时期从未在这个方向上遭受到这种程度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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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日本已经占据东北（伪满洲国），越过燕山防线（热河战役）进入华北。七七事变后，日本同时从北方（进攻华北）和东方（淞沪会战）进攻中国核心区，首都南京很快陷落。处在第二防御线核心的武汉由于地理原因（日军可以沿平汉铁路南下，同时也可以溯长江而上），防御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土防御上来说，上述两种防御体系最后一道防线的交集，也就是四川盆地，则成了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最后的避难所。四川盆地拥有良好工业基础也使得其可以作为日后战略反攻的基地之一。

（1940年日占区）

（抗战胜利时形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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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盆地也有两个选择，即川西平原上的成都和川东丘陵中的重庆。由于日本最终未能占领蒙古高原，使得其无法从西北威胁渭河平原（陕西）和四川盆地，国民政府的主要防御方向是东方。由于地处山地丘陵，又可扼守长江三峡，重庆要比成都更适合防守。同时重庆也更容易通过长江（长江黄金水道）与江汉平原等地进行联系，将影响力辐射至未沦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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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抗战初期接连失利，大片国土失守，首都南京告急，国民政府决定放弃南京。1937年10月，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迁都重庆。1937年11月至1945年8月，重庆成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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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回答：

就四川和重庆的地缘条件来说，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就不再补充，就说一下老蒋的战略布局中川省和重庆的地位问题。

虽然大家都习惯黑常公，但是作为一国元首，常公再蠢，也不至于看不出中日早晚有一场大战的危险，所以早在抗战爆发以前，常公就已经开始谋划对日作战的战略，而在他的战略布局之中，无论战时是否顺利，川省都是其必须要经营谋划的大后方。

对日作战，就算可以较为顺利（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川省作为远离战区，工农业较为发达的内陆大省，也是后方生产的重要基地。一旦战事失利（以当时国力对比，这个几乎是必然的），退守川省进行长期抗战就是必然的抉择。所以早在30年代中期刚刚在新军阀混战中勉强取胜，暂时得全国名义统一的老蒋就已经开始谋划布局川省，35年老蒋就提出“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称：“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之根据地”。应当说调门还是够高。

而当时川内各路军阀混战的局面和红军入川的形势都给老蒋介入川政提供了绝佳的契机。当时刘湘虽然赢得二刘大战，暂时取得川政统一，但是经济和财政上早已疲惫难支，不得不与34年主动求援老蒋，以求解决财政困难。再加上刘湘很快又在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的战事中遭受重创，而长征的中央红军也于35年进入川省，刘湘可以说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不得不接受老蒋条件，让国府势力进一步插手川省政务。老蒋也接追剿红军的机会入川，并于重庆成立委员长行营，直接介入川省事务。

当时四川人民饱受各路军阀各捐杂税和滥发钞票的压榨，积怨已久，社会各界对中央政府的援助都抱有巨大期待。而刘湘最大的弱点亦为财政入不敷出，所以不得不接受中央政府对于川省财政的管理，并以中央政府为担保发行债券整理财政。所以当时国府虽然还不能直接管理川省地方事务，但已经通过财政手段将川政的大局逐渐控制在手里。

当然国府真正能够控制四川，还是要等到抗战爆发以后东部领土沦陷，国府及国军主力西迁入川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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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成渝的选择，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农业时代，肯定是渝不如成，但是近代就不一样了，重庆坐拥长江水运之便，早早开埠，工商业发展迅速。成都苦于交通不便（没有铁路，交通条件和古代区别不大），莫要说比重庆，工商业的发展甚至不及同样享受水运之利的万县和乐山，仅仅是靠成都平原中心的地缘优势勉强在整体规模上超过乐、万而已。所以就当时条件来说，重庆是不二选择。

其实近代开始的成渝之争也是基于这种地缘条件，传统农业社会，川省中心自然非成都莫属，但是近代开埠以后，重庆工商百业迅速反超成都，重庆地缘优势越发明显，而省治传统一直在成都，出现了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分离的局面，这在美英国家（尤其是北美）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在亚细亚传统深厚的中国，必然引发一系列矛盾，所以早在清末，成渝矛盾就已经涌现。但是大清因为维持国家统一，这种矛盾还是暂时潜伏。到了清廷倒台，就立刻无法遏抑，川省出现了重庆蜀军政府和成都汉军政府”两府相争“的局面，也就此拉开了成渝“百年撕逼”的帷幕。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寇的疯狂进攻之下，中国南京沦陷，彼时彼刻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得不舍弃南京而将首都迁往重庆。然而问题是蜀中地域广阔，成都又是历代王朝退往四川之后的不二之选，比如蜀汉拿下益州之后就选择定都成都与曹魏对抗，唐朝安史之乱当中玄宗也是选择成都作为暂避之所，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舍弃成都，而将重庆选为陪都呢？其实主要的原因大致有三点：

第一，重庆是山城，相对于成都的一马平川，重庆更加立体，也就更便于防空。冷兵器时代以大刀长矛为主要武器，作战的样式是平面的，是线性的，成都平原上的守军不必担心敌军从天而降，相反广阔的土地还可以养活大量的人口。但现代战争是立体的，是三维的，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就比成都减少了更多的受弹面积。再者，重庆四周几乎全是层峦叠嶂的高山，这样的山地条件多少可以弥补中国制空权方面的不足。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大概也只有重庆才能够扛得住日本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

第二，从地理上看，重庆是四川盆地的门户，扼守长江三峡并以大巴山作为天然屏障，使得日本机械化陆军无法突入四川，海军也无法朔江而上，而所有这些条件，成都都不具备。日军全面侵华以来，从华北和华东两个方向向中国的核心地区进逼，中国大量的物资和军需在南京在沦陷之后沿长江水道向西转运，此时的武汉因为无险可守极易遭到日军沿平汉铁路的冲击，那么再往西只能运往重庆。而重庆与成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交通设施的完善程度，平心而论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四川的地方军阀在重庆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可谓费尽心机，因此重庆作为一个城市的功能比成都更加完善。而此时成渝之间并未修建铁路，如果物资从重庆再转运至成都则是根本不现实的。

第三，从全国抗战的角度出发，彼时的中央政府决不能给国人一种偏安一隅的印象。纵然成都与重庆的硬件条件相差无几，我想蒋公也未必会选择成都作为临时治所。历史上以成都为首都的政权要么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势力，要么是偏安一隅的垂死王朝，要么就是狼狈入蜀的昏聩帝王，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将当下政府与上述任何一种情形联系在一起都是对民心士气的沉重打击。所以，蒋介石不会把陪都定在成都，而只能是重庆。重庆傍邻长江，便于与江汉平原进行联系，其影响力也更加容易辐射至其他未沦陷区。

重庆作为战时首都不仅是中国，也是整个东亚地区反法西斯的一面旗帜。当然，重庆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军大本营为了尽快结束对华作战，拟定了从西安和武汉两个方向水陆并进的方案，企图一举拿下重庆，占领整个四川，可惜此时的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因为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而日军却节节败退。最后日方战败，重庆也因为抗战当中的汗马功劳而被蒋公确定为永久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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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作为陪都的两个城市洛阳、重庆以及作为重庆沦陷后的陪都后备西昌有以下特点：有一定规模；不是省会【河南开封，四川成都，西康康定】；辐射区域较大，能够连接诸省【洛阳衔接西北华北华中华东，重庆辐射川黔湘鄂，西昌可以串联川康滇】。